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汉代的人物。司马迁是在西汉，班固是在东汉。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芳动力与过去有显著的不同。
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中占了支配的地位。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抗，成为基本的社会矛盾。两汉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方面看，农业、畜牧业、水利工程都有很大的进步。治铁、煮盐和纺织工业也和过去不同了。漆器工艺大不一样。造纸有了新的发明。造船工业大发展，已经能造很大的海船。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由于生产的需要和长期研究的积累，一些相应的学科发展了。
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在两汉时期，初步形成了它们的科学体系。这种发展，不是偶然的、零零碎碎的，而是在许多部门都有明显的进步。从劳动力方面看，社会劳动中，主要的已经不是奴隶劳动力和农村公社劳动力了，而是具有一定人身自由的、有比较高的劳动兴趣的个体农民的劳动力。
这种劳动力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个是耕织结合的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这就是说一个农民得到一块土地，老在这块土地上动，这块土地可以私有，也可以占有，由他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就比奴隶的被迫劳动和村社农民在村社公地上轮換耕种的积极性高。
农民和土地结合，也就为地主保证了劳动的人手。耕织结合的个体家庭内部，有了生产分工，在比较好的条件下，吃穿可以自给自足。这两种结合，对于农民的生产兴趣是有刺激作用的。个体家庭是分散的，不易组织起来，他们作为劳动力被地主阶级掌握以后，就成为封建经济不可抗拒的基础。
这时候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当时的劳动力相结合，就使奴隸制生产力转化为封建制的生产力了。两汉时期封建的等级所有和两个阶级的对抗，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矛盾中，都占有主要的地位。
当时的地主阶级带有等级制的特点，农民阶级也带有等级制的特点。地主阶级中，除了皇帝是最高地主以外，有封建贵族地主，称为世家地主，有豪强地主，还有高资地主。世家地主有比较高的爵位，如王、候、君，都从国家那里受封，得到土地，也得到农民。这是封建贵族里很重要的一个阶层。
他们中间包括宗室(就是皇帝的本家)、外戚、功勋和学术上的贵族儒宗。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全国的总户数和人口总数与诸侯王的总户数和人口总数(包括估计侯国的总户数和人口总数)之比，是四比一。东汉时候，全国户口数下降，诸王的户口.总数和人口总数的比例上升到1/4以上。
世家地主都有特权，除接受国家封赏的土地以外，还用各种手段侵吞老百姓的土地，数量很多，但无法査考。从两汉的记载看来，世家地主掌握全国户口中这样大量的劳动力，说明他们在地主阶级中，占有主要的支配地位。
过去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废除“封建”，诸侯国依然存在，“封建”还是很严重的。他们有土地，有农民，收赋税归他们自己。世家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内很强大的一部分。豪强地主包括六国之后和地方大族。六国之后在秦汉之间活动的能量很大。秦末农民起义时，好多六国后裔参加，而且夺取了农民军的领导权。
六国之后原为贵族，秦灭六国，这些人身份转化为豪强，他们在地方上有势力，在政治上无地位。地方大族也是在政治上无地位，在地方上势力大，如东汉初年，四川一个地方大族，家奴有一万人。地方大族的土地、人民都不是国家给的而是靠祖上传下来的。
他们常常与封建贵族发生很多矛盾。另外在边境上也有豪强地主，如班固的祖先在北方掌有牛羊几千群，这不是地主，而是豪强牧主，力量很大。
高资地主也叫富人地主。家财的数量较大，一般要有约三百万才算高资。他们中多由于做生意，进行商业活动发财致富，赚钱买地，成为高资地主。他们在法律上无地位，受压迫。汉初规定他们不得穿丝衣，不能坐马车。但他们的实际活动能力很强。地主阶级的等级制特点，从对土地的权力上说，皇帝拥有对全国土地的权力，世家贵族分享了皇家对土地的权力，豪族地主享有被皇家承认了的自己已有土地的权力，高资地主基本上是在非法的情况下取得了土地。
流行的一种说法，说东汉是“豪族政权”，这不确切。刘秀起兵时，有相当一部分“豪富”参加。“豪富”，是豪强和高资地主的总称。但刘秀称帝后，他们都转化为贵族，已经不是豪强地主和高资地主了。而且他们跟豪富之间还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农民中也有等级制。
秦汉有二十等的制度。老百姓也有取得爵位的机会。爵位不同，身份也就有高低。司马迁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农民本身，因财产的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而且会有各种不同情况的分化。
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的特点。等级不同，土地权就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论述所有制形式，说“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是跟等级的所有制密切地联系起来的。《共产党宣言》说:“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往往遮盖了阶级的视线。
两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封建关系，但不象汉时成熟。两汉以后的社会变化，也不象汉时变化这大。正是在这种情祝下，在中国三大流域内，才能基本统一，并在语言相同、地域接近、民族意识增长的条件下，形成了汉族。
在这样的时代，学术文化方面取得了大的成就，产生了两个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和班固。在他们以前，历史著作还没有与作者个人的名字结合在一起。《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传说为孔子修，这个有待考证。《左传》至今不知是谁的作品。
《史记》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个人名义与成就结合的历史著作。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汉武帝当政时期。早在秦朝灭亡，汉朝新建的时候，在统治阶级内部总是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秦朝为什么灭得那样快?汉朝为什么兴得这样快?楚的优勢为什么很快失去?汉为什么能以弱胜强，得到天下?到司马迁的时候，汉皇朝已达鼎盛时期，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秦皇朝那样强大，为什么二世而亡?政治家问，思想家也问。这个变化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汉朝今后怎么办?历史会怎样发展?这样思想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司马迁的历史著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根据这个时期的特点，他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秦汉这样的变化?班固的时期不同了，已是东汉前期转到中期，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政局比较稳定，逐渐转入后来外戚、宦官当政的长期动荡局面。汉武帝时，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他不但要从经济上、政治上，而且要从思想上、文化上统一。
他提出:第一思想上大一统;第二，皇权神授;第三，实行“三纲”。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已经明确。从汉武帝仲舒，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儒家思想的神学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套思想体系。
在白虎观会议上，儒生聚会，皇帝亲自出席，听取各派论，皇帝自己决定是非，这是以教主的姿态出现。这说明，皇家提倡的那一套，到这时候已达到最高峰、达到强化阶段了。班固参加了白虎观会议，他承担的角色是，奉诏写成一部《白虎通》，把那些儒家的议论综合到一起，成为最后的定稿人。
班固不是象司马迁那样，去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而是去答复如何维持目前的局面。他们承担的时代任务不同，因而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