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篇章里，我已经谈到，《燕然山铭》的发现，在文献学上的价值，不在于找到了前所未知的著述，而是目睹了更加原始的版本。这样的“原始版本”，对史学问题的研究，虽然也具有很大价值，但对经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作用要更为关键，其文本的差异也更有特殊意义。
至于这篇铭文对研究东汉时期相关历史问题的作用，前面我已经就其中最主要、或者说是最突出的问题，做了比较具体的阐释，只是特地留下一个与其作者班固个人身世相关的问题，在此一并予以叙说。
一、泐损的“永元石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中国社会上流传已久的一种通俗说法，给人以汉武帝以后中国的政治统治思想以及附丽其旁的社会文化便是由儒家一统天下。实际上汉武帝不过是援经义以饰治术，打个斯文的幌子而已，生时死前，都根本没有以儒治国的想法。西汉元、成二帝以后，所谓“儒术”才得到人君的尊崇，而经学主导地位的全面确立以及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度融合，即所谓世道人心，一归于夫子之学，应该是进入东汉时期以后的事情。清初大儒顾炎武论中国古代社会风俗的变迁，以为“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又云：“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及“两汉风俗”条）
，即谓迄至东汉，儒学始得纯正。
东汉一朝，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书也普遍流行。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的手段，经学的内容和经书的传布，只能靠口授手抄。可以想见，一个老师传授一种文本，抄写一次会出现一次讹变。日久天长，同一种经书，不同的文本之间，免不了会产生很多差异。到了东汉后期，如蔡邕所见：“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世间流传的经书，其文字混乱，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为此，蔡邕奏请正定经书的文字，得到了汉灵帝的允准
（《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
。
于是，在熹平四年三月，一派和煦的春光里，汉灵帝“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由蔡邕发起倡议，也是由蔡邕亲笔书写上石。“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
。也就是说，大家竞相赶到太学门前，观摩石碑上的经文，以核对并校改自己手中经书的文字。东汉京师雒阳城里的住户，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千余两（辆）”车，这些“观视及摹写者”应是来自全国各地。人们都把太学门外的石经，奉为标准的模板。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熹平石经》残石拓片（取自赵立光编著《风雨沧桑九百年：图说西安碑林碑石（秦—盛唐）》）
由于“石经”的镌刻对校定经书文本发挥了良好作用，在这之后，颇有人效法其事，重新刻制这样的石质经书。例如，在曹魏，于正始年间立有所谓“三体石经”（亦以立碑年代称作“正始石经”），唐有“开成石经”，等等。除了这样的文本出自朝廷勘定之外，世人看重“石经”，与其形态稳定，能够坚固耐久，不易像竹帛纸张的写本一样发生变异，也是一项重要原因。这一点，对后世的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
《熹平石经》本来是研究东汉经书和经学最重要的文本，可遗憾的是，在北魏时期，《熹平石经》即遭到严重毁损，被笃信佛教的官员，将其用作石材，以建筑浮图精舍，后来叠经变故，至今已存留无几。近人马衡先生辑录存世零散残存文字的拓片，编成《汉石经集存》一书，世人可藉此略见其仿佛。
比汉灵帝“诏诸儒正《五经文字》”更早，在章帝建初四年，就搞过一次正定《五经》文字异同的活动。这次活动是“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并做出最终裁决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又卷七九上《儒林传》上）
。值得注意的是，《燕然山铭》的作者班固，参与其事，并奉命撰集其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白虎通义》
（《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
。
班固虽然是以史学著作《汉书》与太史公齐名，并称于世，但身在经学盛世，自然也是首先要以经学安身立命。《后汉书》本传称其“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而当时人乃以“通儒”目之
（《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
，故亦谙熟经书，所以汉章帝才会让他来撰集《白虎通义》。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燕然山铭》中，班固援用了许多经书的语句。由于所处的时代和他在经学传承中的地位，这些语句，对东汉的经书和经学研究，当然会有重要价值。现在通过中国和蒙古两国学者的辛勤考察工作，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比《熹平石经》要早很多的摩崖石本，就好像发现了一部前所未知的“永元石经”。假若铭文保持完好，真可谓一字千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相关的经学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岁月久远，风吹雨淋，《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泐损严重，有很多已经模糊不清，特别是其中一些与经文直接相关的重要字词，现在已经很难辨识。
二、从“大麓”到“区夏”
迄至目前为止，中蒙两国参与实地考察并制作铭文拓片的学者并没有公布《燕然山铭》比较清楚的拓本或是原石照片，这给精确的刻石文字研究造成一定困难。前此我对这篇铭文所做的辨识，只能依赖相关考察人员在网络上公布的拓本照片，以致有很多文字难以确切认定。
中国方面参与《燕然山铭》考察工作的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在年第12期的《文史知识》上发表《蒙古国封燕然山铭摩崖调查记》一文，公布了他们对刻石铭文的判读。我在年年初，读到这篇文章，知其判读结果如下：
《文史知识》所载齐木德道尔吉等对《燕然山铭》刻石的判读〔：摩崖刻石字迹模糊无法辨识之字；：摩崖刻石所无之字；（）：摩崖刻石作此而与《后汉书》不同的字〕
这一判读，有的与我此前发表的看法一致，有的则与我的辨识存在出入。总的来说，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直接目验拓本，又曾亲临现场观察原石，看到的铭文，一定会比我清楚得多，判读的结果理应多可信从。将来更加清晰的拓本公布之后，人们也自然会参照拓本，做出自己的抉择。
《燕然山铭》局部拓本（据《中国收藏》年第10期）
不过根据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已经公布的拓本照片，对比其中一些相对比较清晰的字迹，我对他们的判读，仍持有一些疑问。在目前情况下，还不敢遽然率皆信以为是。例如，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所定“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句中的“一”字，《后汉书窦宪传》虽然就是这样书写，但我看原石拓本的照片，觉得还是镌作“壹”字的可能性更大。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解释说这句话是本自西汉杨雄进谏给哀帝的上书，其中有句云“以为不一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可是检核《汉书》原文，却是把“一劳”书作“壹劳”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
。再看《熹平石经》残石的后记，其中亦有语云“壹劳而久逸，暂费而
（案下有阙文）
”，整个句子与此《燕然山铭》几乎一模一样，具体文字的写法，则如我对《燕然山铭》的辨识一样，是镌作“壹”，而同一块碑石上前面另镌有“经本各一通”云云字样，可见书写者对“壹”之与“一”，做有明显区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定，“壹劳久逸”应该更符合东汉时期比较正规的用法。又如，“其辞曰”三字，《后汉书窦宪传》即如此书写，可是，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却把其中的“其”字，标注为摩崖石刻与《后汉书》不同的字。其实审视原石拓本也应是此字，只是汉隶的字形与正书略有差别而已。其复原的铭文，何以至此，完全不得其解。
《熹平石经》后记残石（据马衡《汉石经集存》）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想现在还是暂且保留自己的辨识意见，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误读误判。这样，提供一些不同的认识和思考，以供大家参看，或许更有利于人们最终准确地认定刻石铭文的内容。
摩崖刻石中直接出自经书的文字，虽然大多都因泐损而一时难以辨识，但参照刻石中可以比勘的文字，可知刻石铭文与传世文本毕竟大多基本相同；也就是说传世文本还是保存了《燕然山铭》的基本面貌。因此，对《后汉书》和《文选》等传世文献中的录文，还是应当给予高度的认识。
清朝以迄民国的学者，对早期传世文献中引录的经文，都很看重。例如其辑录经书文句的工作，即有清吴云蒸《说文引经异字》、缪佑孙《汉书引经异文录证》、皮锡瑞《汉碑引经考》（实际上涉及的不仅限于严格意义上的汉碑，也包括摩崖刻石等石刻形式）等。他们在《燕然山铭》引录或是借用的经书文句方面，也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对经学史研究很有帮助。
清道光刻本吴云蒸《说文引经异字》
清光绪刻本皮锡瑞《汉碑引经考》
摩崖刻石中的相关文字，虽然泐损比较严重，但在其他辅助条件充分的情况下，有时通过一两道字痕就可以确定原来刻的到底是个什么字。在古代铭文的研究中，文字的辨识与利用这些文字来从事学术研究，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情，常常是可以互为前提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妨姑且先积极